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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青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服飾文化凝聚著華夏民族衣冠載道、彰顯禮樂的文化內涵，是中華文明最核心的元素之一。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國古代先民已成功將野生桑蠶馴化為家蠶，隨之發(fā)明的繅絲、絲織技術，使之成為精美的手工制品，構成了華夏服飾文化最重要的物質內核。先秦時，絲織品是溝通天地、彰顯禮儀的重要物質載體。兩漢大一統(tǒng)盛世之下，服飾文化的泱泱漢風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走向世界，絲綢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符號。歷經了南北朝時期多元文化的交融與重塑，由絲綢之路所帶來的多源頭的服飾文化在盛唐時期平等容物、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圍下被整合成中華文化新的象征系統(tǒng)。
成都博物館的“云想衣裳”展覽以絲路服飾為主題，來自20余家文博機構的186件/組珍貴文物，通過絲織品、服飾、陶俑、畫像磚等，帶領觀眾走進一個瑰麗盛大的衣冠世界，感受古時服飾藝術的勃勃生機。
“緣起東方”
中國是世界蠶桑絲織的起源地。根據(jù)文獻記載和考古實證，絲織品的歷史幾乎與中華文明起源同步。近年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距今約5000多年前，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先民們已完成了從野蠶馴化到繅絲織綢的探索歷程，建立起原始絲織業(yè)。
“絲路錦程”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絲綢生產地。秦漢時期，隨著桑蠶、紡織業(yè)的長足發(fā)展，絲織品的產量大幅提高。漢武帝鑿空西域之后，絲綢作為對外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勾連東西，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特有的文化符號。
覆衣天下
——絲路初開與漢錦西傳
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各國的陸上貿易通道，即后世所謂的“陸上絲綢之路”。隨著兩漢絲織業(yè)和服飾文化的發(fā)展，大量的絲織品成為絲綢之路上的大宗商品，亦是漢王朝對外交流的重要物質載體。
“漢營西域”
早在先秦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已經存在。西漢初期，經西域去往歐亞的通道一度被匈奴所阻。西漢武帝時，張騫兩次“鑿空”西域。此后，經過漢政府的不斷經營，形成了一條以長安為起點橫亙歐亞大陸的貿易通道。
“泱泱漢風”
秦統(tǒng)并天下后，曾“兼收六國車旗服御”，但未建立完備的服飾禮制。兩漢時，隨著大一統(tǒng)政治體制的完善和社會生產的發(fā)展，加之儒學正統(tǒng)地位的確立，儒家所提倡的衣冠制度得以全面貫徹，形成了具有漢文化特色的服飾體系。至東漢永平二年（公元59年），漢明帝揉合三代古制與秦制，重新制定了漢代服飾。
著衣木俑（復制品） 西漢（公元前202-公元8年）
“天下母錦”
隨著兩漢紡織業(yè)和服飾文化的發(fā)展，絲織品成為西域通往歐亞的商貿通道上最大宗的商品。其中尤以蜀錦最具代表性，對絲路沿線紡織業(yè)和服飾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千山共色
——民族服飾的融合發(fā)展
南北朝時期，兵戈擾攘，政權更迭頻繁，卻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階段。雖然從長安出發(fā)經河西走廊出西域的貿易通道受阻，以成都為起點的絲綢之路河南道卻十分興盛，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飾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爭奇斗艷，中原工匠也積極迎合西域乃至域外地區(qū)的審美特點，生產出具有明顯胡風的絲織產品，為盛唐服飾文化的綻放奠定了基礎。
狩獵圖金“方奇” 十六國-隋代（304-618年）
鑲寶石金冠飾 漢（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五方雜處”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階段，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服飾文化深受南方魏晉風度影響，同時胡服的一些樣式特征也融入漢族服飾。胡人以漢裝為潮流，漢人以胡服為時尚，構成了多元融合的主旋律。
“神仙來客”
隨著絲綢之路上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深入發(fā)展，外來宗教也隨之東傳，異域神祇、珍禽瑞獸的形象開始出現(xiàn)在絲織品上，甚至成為服飾上的常見圖案。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為彼此注入新鮮血液。
“胡錦初成”
絲綢之路的繁榮發(fā)展，不僅為中華服飾文化對外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也將桑蠶養(yǎng)殖技術和紡織技術傳入西域，促進了當?shù)丶徔棙I(yè)的發(fā)展。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地區(qū)已經開始了絲綢生產，其絲織品紋樣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帶有獨特的異域風情，成為商品開始向中原地區(qū)輸出。
波斯錦和粟特錦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qū)，異域風格深受貴族喜愛，為了滿足需求，中原織工開始仿制西方織錦的藝術風格，至唐代，仿制之風更甚。
機杼新裁
——織造技術與樣式革新
唐代國力強盛，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在前代基礎上有了長足發(fā)展，達到鼎盛。中國織造技術和服飾文化沿著絲綢之路西傳的同時，中亞的緯錦技術飛速發(fā)展，其織造技術為中原工匠所吸收，帶來了束綜提花機的廣泛使用，為織造出更具時代特色的服裝樣式和裝飾紋樣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隨著絲綢之路沿線民族融合的深入發(fā)展，多民族、多源頭的服飾文化被整合成新的中華文化象征系統(tǒng)。
彩繪黑人俑 唐開元十八年（730年）
“經緯之變”
隋唐時期，中亞緯錦技術飛速發(fā)展，其織造技術反向影響中原紡織業(yè)，促使唐代織錦工藝實現(xiàn)了由經線交替顯花向緯線交替顯花的轉變。而束綜提花織機的廣泛使用，為唐代服飾的多元創(chuàng)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大唐新樣”
唐代織錦紋樣在云氣紋、鳥獸紋、文字圖案、幾何形紋等傳統(tǒng)圖案的基礎上吸納、融匯外來文化，在融合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由走獸紋為主向寫實花鳥紋的演變，充實了織錦紋樣的內容，為后世的紡織紋樣創(chuàng)作拓寬了思路，是中國織物紋樣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瓣窠對鳥錦襪
“胡漢并行”
唐王朝對外來的衣冠服飾采取兼收并蓄的態(tài)度，采用胡漢雙軌制。祭祀、政治活動等重大場合需著正統(tǒng)的漢式服飾，而一般場合以及日常所穿常服則吸收了南北朝以來流行的胡服元素，將之與華夏傳統(tǒng)服飾相結合，創(chuàng)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飾新風尚。
初唐女子以穿窄袖衫襦、長裙，外搭帔帛或半臂為主。盛唐時，組合未變，但款式更加精美華麗，并興起了著胡服，著男裝的風潮。至中晚唐時期，女子服飾更加多樣，漢魏時期流行的大袖寬衣、長裙等再次受到歡迎。
衣冠王國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服飾文化淵源流長，是古代中國禮制觀念、倫理習俗、審美情趣的綜合體，漢武帝鑿空西域之后，更是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物質載體向外輸出。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東西方交流空前繁榮，服飾文化在民族熔爐中朝著多元方向發(fā)展。至唐代，兼收并蓄、胡漢交融的社會面貌使中國服飾發(fā)展進入黃金時代。唐代服飾承秦漢、魏晉之風，收絲路沿線諸國之美，可謂百美盡呈，深刻影響著東亞地區(qū)的服飾發(fā)展面貌，并對宋、明服飾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成就了中華民族“衣冠王國”的美譽。
褐色羅鑲彩繪花邊廣袖袍 南宋（1127-1279年）
“宋承唐制”
宋代服飾在樣式上多承襲唐代，同時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在服飾風格上相對內斂、素雅、低調。不同于唐朝的寶花、對鳥、對獸等熱鬧紋樣，宋代繡紋多為寫實的花鳥題材。
“衣冠載道”
明朝立國之初，朱元璋便“詔復衣冠如唐制”，始終將服飾制度的確立作為鞏固江山社稷的重要舉措。明代服飾上承漢、唐、宋、元服飾基本形制，突出了品秩有別、服飾有等的特點，體現(xiàn)著衣冠載道、彰顯禮樂的文化內涵。
“唐風東漸”
唐代，隨著海上交通的發(fā)展，中原紡織技術和絲綢制品向今日本、朝鮮半島地區(qū)輸出，對當?shù)丶徔棙I(yè)和服飾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詩仙李太白的詩句，道出了楊貴妃的服飾之雍容華美，也道出了盛世的繁華。服飾華貴的背后，是高度發(fā)達的社會文明。從絲路初開至今，中華服飾一直在演進變革，在兼容并包，在發(fā)展出更多元的精神內核，也見證了華夏文明的發(fā)展。
